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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禹等人也是如此，他们借朝廷打击世家门阀的力度，急须摆脱郑氏的控制，然而，他们太小看世家门阀的无耻手段了，竟以绑架亲人的手段逼他们就范。

    郑凡当然也知道时禹的不甘不愿，但他却有恃无恐的说道：“不管如何，我都不希望大家有什么争端，事实上，贤弟现在也没退路了，不是吗？”

    听到这话，时禹十分愤怒。

    白马县是大隋一处大型粮储所在，与对岸的黎阳仓遥遥相对，有粮窑一千口，每窖藏粮八千石，谷子可藏十年、稻米可藏五年。

    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贪腐案件，杨广派御史查案，那御史倒是能干，迅速的破获此案，只是此人一边追贼赃一边抓贪官，自己也从赃物里贪了很大一部分。

    那时大隋风雨飘摇，各个派系攻伐不休，事情很快被政敌掌握，一状告到了御前，杨广大怒，再从派人查他御史。

    结果后任御史追讨前任御史赃款时，顺手又从前任御史那里贪墨一大笔金银，这还不算，他还把前任御史一名宠妾占为己有。于是，又有盯着他的人前去告发，最后白马城头悬挂的办案御史及其随从的头颅，居然不亚于贪墨粮食的地方官员……到了大隋大乱的时候，这白马仓的粮食，负责剿匪的张须陀一颗都没来得及取用，就落入了翟让之手。之后杨侗收复中原，继续让白马仓作为朝廷的战略储备基地使用。

    杨侗为了方便南征大军取粮，从黎阳仓调来新粮储备，将千口粮窑都囤满，可是他后来亲率大军由海路端了李密的汉阳仓、江都城，大军根本就不需要从北方运粮，其余各军，也进展胜利，大家纷纷以战养战，分别从敌军手中夺粮食用。致使白马仓的粮食根本就没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哪怕邻郡东平郡搞人工湖的民夫就有数十万人，每天有那么多人需要吃饭，可朝廷依旧没有使用东郡之粮，而是通过水运，把黎阳仓的陈粮拿来食用。

    这里的粮食一方面是防备本地及周边地区灾荒，更多的作为储备之用。等粮食到了储备年限，要么以低价粜出，再以市价籴入新粮继续储存，要么拿去酿酒。

    而因为这里是新粮，朝廷一时也用不上，更没有人去动它，于是荥阳郑氏从中看到了商机，他们去年绑架了时禹家人，逼他就范，将白马仓的粮食通过‘民间’商队的方式卖给粮价暴涨的唐朝，靠巨大的差价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
    司农寺官员来查账的时候，一是看帐目，二是实地考查粮窑是否装满，谷物是否有糠麸、瘪谷、沙砾杂草。时禹为了应对检查，便使人在粮窑塞入一个个圆桶，使粮窑周围有粮、上面有粮，本来司农寺官员查粮时，也会以数尺长的木管插入粮堆，以检验粮窑内的粮米有无损坏霉变或是以次充好。但粮窑太深、圆桶只朝到中下部分，所以区区数尺长的木棒根本验不出任何问题。

    荥阳郑氏有了把柄之后，也便放了时禹的家人，并且还他巨大的红利，久而久之，时禹也便配合郑氏一口一口粮窑的盗粮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    可他尽管直接的犯罪之人，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，但一钱都不敢花，因为他知道刑御二部审案的手段实在太厉害了，仅从一个人的家庭情况，就能判断出此人是否有不正当的收入，想想也是，区区一个县令，要是生活得比太守还要奢华，能不有问题吗？也因如此，时禹的心，一刻都安宁不下来。

    “你到底又要我做什么？”时禹想起朝廷上次反贪，杀了数万人的后果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他在犯罪的不归路上已经走了近两年时间，倒卖的粮食越来越多，年初之时，郑凡更是再一次拿着证据前来要挟于他。

    他知道一旦泄露出去，必然是杀头之罪，是以不得不从，只好又从大量亏空的粮仓拨了十五万石卖出去，原想春粮上市，用那赃款从民间买粮补充亏空，谁想春季大旱，除了辽东之外，各地春粮大减。朝廷生怕百姓被一时之利蛊惑，把家中之粮卖个干净，不仅在《半月谈》上刊登文章，让百姓秋收之前尽量不要卖粮，还令各地官员向百姓陈明厉害关系，秉承“家中有粮，心头不慌”理念的百姓在朝廷的政令下，统统不卖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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